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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也许会说 卖淫是可耻的， 没有人会选择去做。 同时卖淫也是危险的， 女人受虐甚至被杀害。 事实上很多人呼吁 “应该有法律来制裁卖淫！” 也许这听起来更合理。 对于我来说合理的是  当我同时做着两份没有出路 只拿最低工资的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仅仅弥补了透支时， 当我筋疲力尽，不知道路在何方时。 像很多前人一样， 我决定从事性工作。 不要误会， 我当然也想 通过赢一次乐透来赚钱， 但是那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我的房租等着我去付。 所以我同妓院 签下了我的第一份合同。
过去的这些年， 我想了很多。 我重新思考了 我对卖淫曾经的看法。 我对于合约和资本主义下的 工作本质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 我也思考了性别歧视， 女性的性劳动和生殖劳动。 工作中我经历过剥削和暴力。 我也想过我们需要什么 来保护其他性工作者 远离剥削和暴力。 也许你们会有共鸣。 在我的演讲中， 我将介绍全世界主流的 四种与性工作者相关的 法律手段， 并且解释为什么它们没有作用。 为什么禁止色情行业实际上 让本来脆弱的性工作者雪上加霜。 然后我将告诉大家作为性工作者 我们真正渴望什么。
第一种法律手段是完全刑事化。 地球上的半数国家， 包括俄罗斯、南非 和大部分的美国， 宣布所有从事性工作的人 包括卖春者，卖春者和第三方 是违法的。 这些国家的立法者显然希望 被捕的恐惧 会遏制人们卖淫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必须要在遵守法律 和养家糊口中选择一个， 你还是会选择铤而走险 去卖淫的。
刑事化是一个陷阱。 如果你有了犯罪记录 就很难找到传统的工作。 招聘方不会雇佣你。 假设你仍然需要钱， 你的经济状况 仍然是脆弱的，不正规的。 法律不仅没有阻止你， 反而强迫了你去继续卖淫。 卖淫活动的刑事化导致卖淫者 会受到国家本身的不公平对待。 很多情况下你不得不用贿赂 甚至与警察官员性交易的方式 来避免被逮捕。 比如说 柬埔寨的警察和监狱看守 曾经被记录使用折磨的手段 对待性工作者： 用枪恐吓她们， 殴打，电击，强奸她们 甚至让她们绝食。
另一件令人担忧的事： 如果你在肯尼亚，南非 或纽约这些地方卖淫， 如果你被抓到持有避孕套 警察就可以逮捕你， 因为如果你卖淫 避孕套就是合法的证据。 显然这增加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 想象一下 如果你被逮捕时身上有避孕套 它将会成为不利的证据。 你将会更倾向于 把它留在家里，对吧？ 这些地区的性工作者被迫在 进行危险的性行为 和被捕之间做出选择。 你会怎样选择呢？ 你会带上避孕套去工作么？ 你会不会担心 当警察官员在货车里 抓到你时会直接强奸你呢？
第二种法律手段被这些国家使用， 叫做部分刑事化。 在这些国家卖春买春是合法的， 但是周边的活动， 比如妓院和站街拉客是违法的。 像这样的法律被  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所实践 本质上是对我们这些性工作者说， “我不介意你卖淫， 但是确保你是偷偷地， 一个人做这件事。” 妓院，顺便说一句， 被定义成为两名甚至 更多性工作者一起工作。 触犯了 卖淫必须单独进行的法律条款， 但是显然让我们对待 暴力罪犯时更加危险。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一起工作 我们还是危险的。 几年前， 我的一位朋友 在工作时被袭击后非常紧张， 我让她暂时在我的地方见她的客户。 在那段时间， 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很下流的人。 我让他离开，否则会报警。 这时他看着我们两个说， “你们没办法报警。 你们一起工作，这是违法的。” 他是对的。 他最终没有使用暴力离开了， 但是他知道我们违反了法律 并且以此为武器要挟我们。 他知道我们拿他没有办法。
同样，禁止街头拉客 不但没有减少性工作者的危险， 反而造成了更多的伤害。 首先，街头的工作者 为了不被发现，避免被捕， 往往一个人工作， 或者去僻静的角落比如森林深处， 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更容易遭到袭击。 如果你在室外卖淫被发现， 你必须缴纳罚款。 可是如果你不回到街上 哪里有钱支付罚款呢？ 而钱就是迫使那些女人回到街头 最初的原因。 如果罚款越来越多， 她们就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用卖淫来支付违法卖淫的罚款。
我来讲一个马里亚纳·波帕的故事 她在雷德布里奇，东伦敦工作。 考虑到人多会安全一些 她那里的站街女 一般一边聚在一起等待顾客 一边互相警告如何避开危险的人。 但是在警方扫黄打非的活动中， 她被迫一个人工作以防被逮捕。 她在2013年10月29日被刺死 她工作的比平常稍晚一些 只是为了偿还 因为拉客而收到的罚款。
那么如果判定 性工作者违法是在伤害她们 为什么不仅仅刑事处罚买春者呢？ 这正是第三种法律手段。 这种被 瑞典或北欧各国使用的法律模型。 这项立法背后是说 卖淫本身是有害的， 买春者实际上让卖春者别无选择。 然而除了 所谓的“终极需求”有所增长之外， 没有证据显示这项法律有用。 瑞典的卖淫者和以前一样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性工作者 往往确实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你需要钱， 业务量下降的唯一结果 就是让你不得不降低你的价格 或提供更危险的性服务。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客户， 也许需要借助上级的帮助 所以可见这样立法不仅没有 起到禁止所谓皮条客的作用， 反而让第三方的存在 越演愈烈。
为了工作安全， 我尽量不接受 匿名电话预定的嫖客 如果是去别人家里或者酒店， 我尽量拿到客人全名和信息。 但是如果我在瑞典法制下工作， 顾客可能因为太害怕而拒绝给我信息。 我没有办法 只能接受匿名电话的预定， 也许这就是一名暴力罪犯。 如果你需要钱， 你就必须保护顾客远离警察。 如果你出门工作， 就意味着自己工作或者在僻静处工作， 就好像你自己判定自己有罪一样。 这就意味着快速地上车， 没什么时间思考和做决定。 这个人是危险的还是仅仅是比较紧张？ 你承担得起这个风险吗？ 你可以不承担吗？
我经常听别人说 “如果为卖淫制定法律并合理管理 卖淫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这种方式叫卖淫合法化， 被荷兰，德国和美国的内华达州 所采用。 但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的模型。 在国家控制卖淫的情况下 性交易  只可以在法定区域或街道上获得， 性工作者也必须遵守特殊的规定， 比如注册和强制身体体检。 规定理论上听起来很好， 但是政客们故意提高 性产业的价格门槛， 让这些规章制度非常难以遵守。 这形成了 合法和非法工作并存的双重系统。 有时我们叫它 “秘密犯罪化”。 人脉广又富有的老鸨们 可以遵守相关的规定， 但是更多产业边缘的人 根本无法通过相关的规定。 即使政策上允许， 获得经营地点和经营许可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对于那些急切地需要钱的人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 她们也许是难民 也许正在逃离家庭暴力 在这个双层系统里， 最脆弱的人被迫违法工作， 仍然暴露在我之前所说的 各种犯罪的危险之中。
所以 似乎所有想要控制 或者阻止性工作的方式 都反而让性工作者更加危险。 对制定法律的恐惧 让她们在僻静的角落孤独的工作 遭受客人们甚至警察 的虐待因为他们可以逍遥法外。 罚款和犯罪记录逼迫她们不停地卖淫， 而不是阻止她们。 针对买春者的打击行动反而增加了卖春者 受虐待的风险并助长了第三方产业。
法律也将对性工作者的 耻辱和仇恨钉在大家心中。 当两年前法国引入瑞典模型时 民众纷纷受到影响 举行一系列的民众抗争 抵制街头工作的性工作者。 在瑞典民意调查显示 在相关法律实施以后 更多的人希望 性工作者被逮捕。 如果禁令如此有害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
首先，性工作从古至今一直是 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 包括有色人种， 移民， 残障人士， 同性恋泛性恋人群， 尤其是人妖。 这些人是受到卖淫管制的 针对和惩罚最严重的。 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这些法律背后都有特定的政治支持 因为他们就是针对 选民所不喜欢看到或知道的人。
还有民众支持禁止卖淫的原因么？ 很多人对 贩卖人口有无可厚非的恐惧。 民众认为如果整个卖淫产业被禁止  外国女人就不会被绑架 和作为性奴隶进行买卖。 所以我们谈谈人口买卖。 强制劳动在很多国家都屡见不鲜， 尤其发生在移民劳工 和其他弱势群体中，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最好立法 直接针对特殊的受虐待群体， 而不是整个产业。 当23名中国偷渡者 在2004年莫克姆湾 捡拾蛤蜊被淹死时， 不会因为要解决人口买卖问题  而认定整个海产行业违法。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给予 工作者更多的合法保护 让他们抵抗虐待 并无畏地报告给有关部门。
人口贩卖这个词语的泛滥使用 意味着似乎所有的偷渡者 从事卖淫行业时都是被迫的。 实际上很多移民出于经济需要 已经做了决定 把他们自己的命运交给走私者。 很多人完全知道 自己将在目的地做一个性工作者。 是的，往往 这些走私者要价过高， 强迫移民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虐待那些脆弱的人。 这在卖淫行业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这在农业劳动，酒店工作 和家务劳动中也是存在的。 说到底没人愿意被强迫做任何事情， 但是很多移民愿意铤而走险， 因为不堪回首的过去。 如果人们可以合法移民 他们就不用把性命 交到走私者的手里。 我们从 性交易非法的问题 讨论到随意移民是 非法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禁止民众想要或者需要的 无论是饮酒还是跨越国界， 无论是堕胎 还是性交易， 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禁令对于 正在做这些事的人 基本没什么用。 但是禁令对于 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的 人身安全影响巨大。
还有民众支持禁令的其他原因么？ 作为女权主义者， 我知道性产业深刻地 反映了社会的不平衡。 事实上大多数买春者是有钱的男性， 大多数卖春者是没钱的女性。 你我都同意这些 但我仍然认为 禁止性交易是一个糟糕的政策。 在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等的社会， 将会有很少的人 为了生存进行性交易， 但是你不能简单地 通过立法改善世界。 如果有的人因为穷困 或者无家可归 而选择性交易 或者他们因为没有身份 不能找到合法的工作， 禁止卖淫不能让他们富有 也不能提供他们住房 或者改变身份状况。
人们担心卖淫是可耻的。 扪心自问：它会比挨饿更加可耻吗？ 它会比看着你的孩子 挨饿更加可耻么？ 没有政策禁止富人雇佣保姆 或者修指甲， 尽管做这些苦力活的 大多是贫穷的女性移民。 只有当那些 贫穷的女性移民进行性交易时 才让一些女权主义者不安。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性产业 会引发强烈的不满情绪。 当提到性的时候 人们都有很复杂的情绪。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情绪立法， 更不能不考虑实际上 会被法律影响的人们 而立法。 如果我们对于 废除性交易念念不忘， 最终只会担心更多的性别不平等  的其他特例， 而不是真正地思考背后的原因。
人们往往全神贯注于诸如 “为什么你让女儿做这种事？” 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想象她在做这种事的时候 晚上工作有多安全？ 为什么不能更安全？

所以我们已经了解了完全刑事化 部分刑事化，瑞典北欧模型 和合法化， 也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造成伤害。 我从没听见过有人问： “性工作者需要什么？” 毕竟我们是最受法律影响的人。
新西兰2003年使性交易无罪化。 切记 无罪化和合法化不是一样的。 无罪化意味着针对 性产业的法律惩罚 被移除， 而不是像其他职业一样 平等看待性产业。 在新西兰人们可以 为了安全一起工作， 性工作者的雇主接受国家的监督。 性工作者可以在任何时间 以任何理由  拒绝去见一个客户， 96%的街道工作者 认为法律保护了她们的权益。 尽管无罪化让她们更加安全。 在新西兰从事 性工作的人数并没有上升。 但是新西兰的故事 并不能说明其特殊的立法是好的， 但是重要的是， 这项法律是性工作者合作制定的。 也就是新西兰的妓女联合会。 当谈到如何保护性工作者的安全时， 工会愿意直接听到 性工作者自己的声音。
在英国， 我是性工作者领导集体中的一份子 比如性工作者公开大学和 英国妓女联合会。 我们组织全球性活动 要求无罪化和自我决定权。 我们行动的通用符号是红雨伞。 我们的要求得到了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和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盟友。 如果您关注性别不平等 或者贫穷问题、 移民问题、公共卫生问题， 那么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 对您而言至关重要。 让我们与您同行。 这不仅意味着倾听性工作者说的话 更意味着放大我们的声音。 反对那些让我们沉默的人 反对那些说妓女 被欺骗或者被伤害 以至于不知道 如何保护自己 反对那些在特权恩惠下的，  远离苦难生活的， 无法代表数百万 微言轻的受害者的人。 受害者和掌权者的区别是虚假的。 它的存在只是为了 败坏性工作者的名声 让社会更加轻易的无视我们。
在座各位为谋生而工作。 性工作也是工作。 就像各位一样， 有些人热爱自己的工作 有些人憎恨它。 最终我们中大多数人 对这份工作都怀着复杂的感情。 但是我们对工作是什么感情 并不是重点。 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工作也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我们有权利 根据我们自己的主张 安全的工作。
性工作者也是人。 我们有复杂的经历 和对那些经历复杂的反应。 但是我们的要求并不复杂。 你可以问在纽约的高级陪护， 柬埔寨的妓女， 南非的站街工作者， 和我以前工作过的伦敦苏活区里 每一个名单上的女孩， 他们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 你可以问千千万万个性工作者 和不计其数的性工作领导机构。 我们需要完全的无罪化 和其他工作者一样的劳动者权益。
今天我只是一个 站在台上的性工作者， 但是我带来了全世界的声音。